|
2015年9月24日,在京举办的芝加哥大学医学研讨会上,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全球外科副主席 J. Michael Millis博士指出,外科的最终目的是更好、更有效地管理手术,从而控制疾病的发展,实现手术更加有效、手术创伤更小,使患者更加获益。
J. Michael Millis是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移植中心创始医学主任,并领导芝加哥唯一的移植中心为儿童和成人提供全部实体器官移植。多年的手术操作经验使他意识到,患者到医院做手术是非常复杂的过程,医院可通过提高手术室技能和手术效率为患者提供精益服务。值得一提的是,他还曾经作为中国原卫生部(现国家卫生计生委)的顾问推动移植管理,目前是中国器官移植和捐献委员会顾问。
J.Michael Millis 健康界:手术室如何确保手术质量和患者安全?
J. Michael Millis:
为了确保患者准时进入手术室,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有很多步骤,必须完成上一步才能进入下一步。我们会提前为患者做好手术预约,提醒他们在不同时间到达医院,每个时段都有预约好的患者前来,让他们按照非常精准的时间进入手术室。通过该流程,我们实现了对手术的精益管理。
确保患者安全是手术中非常重要的一点。我们意识到,并发症的发生和手术的技术水平呈正相关的关系。因此,提高手术技术水平和技巧是我们当前手术中非常关注的。基于此,我们会对医生的手术技术打分,评价指标包括做手术的时间和操作的柔顺性,借助计算机视觉成像客观评价主刀医生的每一步动作,通过计算机记录的工作为医生的操作打分。总之,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确保手术质量和患者安全。
健康界:您觉得未来手术室将是什么样的发展态势?
J. Michael Millis:
过去20年,一些先进的手术技术被逐渐开发出来。这意味着现在我们要与时俱进。当前,手术中的引导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管控,比如机器人辅助的引导能够定位颅内的个体区域,精度可达到毫米级。
很多手术都是通过机器人完成。比如,心外科医生会尽量避免开胸手术,通过机器人完成开胸手术可减少患者疼痛。机器人辅助的搭桥术,只需在患者身上开一个很小的切口,不必缝合,从而减轻患者的疼痛,提高他们的满意度。
手术室的未来将要更加开放。以胸外科医生为例,他们从业早期接触其他外科医生和专科大夫的机会很多,但如果他们逐渐在专科道路上走得更远,可能会进入一个比较窄的领域,接触同行的机会反而越来越少。其实,外科医生要进行合作,开阔视野很重要,而且必须与最先进的技术保持接触,看到其他领域的进展,彼此在分享观点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技术水平。
未来手术室将更加开放,增加透明度,手术过程也将更加交互。一台手术会包括主刀医生、麻醉医师、护士、管理人员和病理科医生等多名人员,是一个综合型团队。作为外科医生,不仅要与患者打交道,还要多与同行打交道,因为医生在手术过程中要与各种身份的人进行交互。
在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,手术中引入了一个小装备,它可以监测手术团队成员之间的交流,记录他们交流的内容以及交流的时间,然后将监测结果反馈给管理者。它描绘出手术中的关系网,让手术室变得更加交互,从而提高手术效率和患者安全。目前,它在手术室的应用还处于测试阶段。
健康界:MDT的发展取决于哪些因素?您对中国的MDT有何建议?
J. Michael Millis:
MDT的发展取决于它所处的阶段、技术水平以及在哪里执行。同时,它还取决于所解决的是什么样疾病。在手术室里,涉及的成员很多。比如心脏科疾病MDT团队包括ICU成员、心内科医生、心外科手术医生、心内科介入医生以及护士。
MDT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团队领导在服务线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,怎样为患者提供最佳服务。团队领导需制定整个团队的总方针,同时也要为总体疗效负责。
目前,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每个专科至少有一个MDT团队,团队内部及团队之间会有不同程度的交流。
据我所知,中国MDT的发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根据我与中国外科医生的联系和交往,我认为中国的MDT还需要更广泛地涵盖和纳入更多专科,这是为了提高医疗质量,也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疗效。
健康界:您是中国原卫生部的器官移植顾问,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器官移植现状?
J. Michael Millis:
在过去8年中,中国的器官移植实际上已经取得很多进步,包括制定器官捐献行业标准等。其中令人瞩目的成就是逐步建立了器官自愿捐献系统,而不是像以前使用死刑犯的器官进行移植。
实际上,美国的器官移植和中国在该领域做的事情相似,只是美国在这条道路上做了更长时间的努力,制定了诸如公共服务宣言等措施。
我认为中国要推进器官移植,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更多成功的移植项目,这样越来越多的人会知道中国器官移植的发展。未来,中国的器官移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,有更远大的目标,首要的一点是抓住器官自愿捐献系统潜在的发展空间,推动器官移植发展。
文章来自 2015-09-26健康界作者:杨永燕
|
|